当然，我可以帮你把这篇文章进行改写，保持每段的语义不变，同时增加一些细节描述，让内容更丰富且自然流畅。以下是改写后的版本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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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后世对于古代历史的研究中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：做官大致分为三类，一类是贪官，一类是庸官，另一类则是清官。除了中间那种庸官通常不被人们太过关注之外，民间和史书中更多谈论的，往往是贪官和清官这两极。清官作为极端正直的代表，普通百姓对他们的认识，大多来源于史书的记载或者那些根据史实改编的戏剧和文学作品。

提到清官，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武朝的狄仁杰，或者明代刚正不阿的海瑞。然而，还有一位广为人知的清官，他因断案严明被誉为“青天”，名声远扬，甚至让朝廷不得不多次提升他的官阶，他就是包拯。那包拯的官职究竟有多高？若换成现代的职务，又相当于什么级别呢？接下来我们不妨一探究竟。

正如京剧中唱到的那句经典台词：“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”。这里的“包”是他的姓氏，而“龙图”则指的是他的官职。包拯曾被封为龙图阁大学士。大学士这一称谓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，是文史类官员的代表，主要负责史书的编纂、文学记载及相关文化事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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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图阁与翰林院属于同一体系，均为身份清贵的官职。然而，重点还是在“龙图阁”这个地方。龙图阁是宋代特有的机构，专门存放前朝君主生前的重要物品。其品级虽不算很高，通常位于三品左右，处于二三品之间的级别。

举例来说，宋代的两大阁楼——天章阁和龙图阁，常见于史书中。天章阁主要收藏宋太祖赵匡胤的遗物，而龙图阁则保存宋太宗赵光义的遗物。这些遗物通常包括先皇的手书、画册、诏令等珍贵文献。由于这些都是文字类的珍宝，管理和保护它们的人才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。作为龙图阁的工作人员，他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、写字，工作相对清闲，属于一种机关中的闲职。

这种明显属于闲职的官位，自然更适合那些不再追求官场升迁的老臣，通常是年长且升迁无望的官员。时间推移中，这个职位逐渐演变成一种荣誉官职，虽名为龙图阁大学士，却不必天天到岗值班，只要领取相应俸禄即可。这种挂名领俸而不需实际工作的惯例，也成为宋代官员收入虚高、财政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府尹则被视为地方的最高长官，通常在地方拥有绝对权威。但若论京城之内，这一职务却显得微不足道。唯一例外的，是开封府。作为大宋的都城，开封府尹的地位等同于今天的首都市长，权力和影响力极其重大。

这个职位的微妙之处在于，虽然从品级上看，府尹的级别不算高，京城中更高级的官员多不胜数；但从职责角度看，因涉及京城及皇城安全，这一职位一般由皇帝极度信任的人担任。

事实上，宋代的开封府长官并非只有府尹一人，还有开封府牧、开封府少尹、权知开封府事等多个职务。开封府牧和府尹均为三品官，然而开封府牧多由皇太子兼任，实为虚职。少尹以下官职品级均不足四品，权力较小，均需服从府尹。由于开封府尹地位特殊，往往由皇族成员出任。宋太宗赵光义在赵匡胤执政期间就曾任开封府尹，而包拯作为臣子担任此职，体现了宋仁宗对他的极大信任。

从龙图阁大学士到开封府尹，这两个官职虽然是否虚职，但均属从三品。可一个只有从三品的“小官”，凭什么底气如此充足，能参与朝廷大事，与王爷平起平坐，甚至敢直言皇帝的过失呢？这里涉及到宋代官制中对行政级别的特殊理解。

宋代官制中，常见“三位一体”的概念，即官职、职位和差遣的区分。在后世包拯的碑文中，详细记载了他的官职和差遣：他官居谏议大夫，职称是龙图阁大学士，而实际差遣则达到了枢密副史。这里“官”只是一个虚衔，用以确定俸禄；“职”代表官员等级，而只有“差遣”才是真正反映官员实际工作与职责的职位。

包拯成为枢密副史之前，大部分时间的差遣都是权知开封府，后升为开封府尹，因此他日常的主要工作与开封府的财政、治安和行政事务密切相关。

实际上，只要发生在开封府内的事情，除了特别重大的事件需要报朝廷外，大部分事务包拯均有决断权。由此，除皇族外，居住在京城的各级官员处理大小事务时，都不得不经过包拯，这也使他的权势不容小觑。

纵观包拯一生，虽然官职未曾超过三品，但多任实权职位。早年他曾担任正八品的监察御史，尽管级别不高，却拥有监督百官的权力，即使官职高于他的地方官也对其敬重有加。

后来，他调任三司使，掌管国家财政，最终升至枢密副使，进入主管兵马和军事财政的枢密院。由此可见，虽然官级不高，包拯凭借重要岗位的影响力，得以参与最高层的决策，充分体现了宋仁宗对他的信任与重视。

综上所述，在皇权至上的体制下，无论是贪官还是清官的出现，都离不开适合他们生存的土壤和环境。决定官员成败的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品行。正如史书所言：“昏君配佞臣”，若皇帝昏庸无道、只顾享乐，那么他最宠信的臣子往往成为权倾朝野的大奸臣。这也正是封建王朝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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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天津市